從加州坎貝爾市到舊金山要有88公里的行程，這可以說是所有上下班路線中最美好的一條。全程的大半是沿著朱尼佩洛·席拉高速公路(Junipero Serra Freeway)蜿蜒行駛，這條宏偉且車輛非常稀少的公路緊挨著聖塔克魯茲山脈(Santa Cruz Mountains)的東邊。如果你想看靠創業公司發家的大亨測試其法拉利的速度，這裡是矽穀最好的地方之一。不過就手機信號而論，這裡是最差的地方之一。因此，對安迪·格里尼翁(Andy Grignon)來說，這裡是2007年1月8日那天，他可以獨自一人好好思考的完美地方。
這不是格里尼翁上班常走的路。他曾是 Apple 的高級工程師， Apple 公司位於坎貝爾市西面的小鎮庫佩蒂諾。他早上開車上班，一般單程11公里，恰好需要15分鐘。但這天與以往不同。他是在去舊金山的路上，在那裡的Macworld貿易展會上，他將見證自己的上司史蒂夫·喬布斯創造歷史。多年來， Apple 粉絲們一直懇求喬布斯，希望他把手機功能裝配到他們的iPod裡面，這樣他們就不必在口袋裡揣著兩件設備。喬布斯即將要滿足他們這個願望了。格里尼翁和一些同事們將在展會的前一天住在會場附近的一家旅館裡，第二天早上十點，他們將和世界上其他人一起，觀看喬布斯演示第一款iPhone。
但是，隨著格里尼翁一路往北開著車，他並沒有感到興奮。他感到的是恐懼。在矽穀，大多數產品的演示都是事先做好的。人們是這樣想的：原本相當不錯的產品，要是碰上互聯網或流動網的連接出問題，不就砸了？但喬布斯堅持要用現場連網的方式。這正是他的產品發佈會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構成他傳奇的一個部分就是，他做產品展示時，幾乎從來不出現人們能注意到的故障。但對那些包括格里尼翁在內的後台工作人員來說，這是他們壓力最大的工作之一。
格里尼翁是負責iPhone上所有的無線電信號的資深經理。這可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雖然如今的手機能幫我們做數不清的有用的事情，但是究其根本，它不過是一台花哨的雙向無線電收發機。格里尼翁所負責的器件是讓手機成為手機的那個部分。如果這個設備無法打電話、無法連接到藍牙耳機上、無法連上Wi-Fi，那麼格里尼翁就要承擔責任。作為iPhone最早的幾名工程師之一，他曾將生命中的兩年半奉獻給了這個項目，而且很多時候是一週工作七天。
格里尼翁是iPhone預演小組的一員，預演先是在 Apple 公司進行，後來搬到舊金山的莫斯克尼中心。他多次觀看喬布斯排練其90分鐘的演示，幾乎沒有一次不出現故障。喬布斯已經排練了五天，但是直到排練的最後一天，iPhone還會時不時地電話掉線，失去其互聯網信號，死機，甚至自動關機。
格里尼翁說，“一開始時，能夠呆在預演現場是一件挺酷的事情——那就好像是一種信任認可。”只有少數精心挑選的人士才有資格參加。“但是很快，預演就變得讓人不太舒服了。我很少見到喬布斯變得那麼徹底地失控，但的確發生了；不過，絕大多數時間，他只是盯著你，然後用極大的嚴厲聲音直接對你說，'如果搞砸了，全是你的錯。'他非常激烈。在他面前你總是感到有點渺小。”跟其他在預演現場的所有人一樣，格里尼翁知道，如果在實際展示的時候出現故障，喬布斯肯定不會認為那是他自己的問題。格里尼翁說，“就好像是我們排練了一百遍，但每次都會出現一些錯誤。這種感覺不怎麼好。”
這些準備工作都是絕對保密的。從週四直到下週末， Apple 公司包下了整個莫斯克尼中心。在後台， Apple 搭建了一個八乘八英呎的電子實驗室，專門用來存放和測試所有的iPhone。實驗室旁邊為喬布斯設置了一個配有沙發的休息室。接下來， Apple 動用了十幾名保安人員，24小時守衛在這些房間以及整幢建築物的各個門口。只有通過電子身份驗證，同時名字在一張喬布斯親自審核過的名單上的人才有資格進來。喬布斯正在預演的禮堂除了少數高管，其他人一律不能進入。喬布斯對防止洩密幾乎到了癡迷的程度，在展示的前夜，他甚至試圖要求 Apple 所僱傭的所有承包商都睡在展覽中心，不論是控制舞台、負責展示的人，還是控制燈光音響的人。他的助理最終說服了他不要那麼幹。
雖然格里尼翁知道，iPhone的亮相可不是什麼普通的產品發佈，但沒有人能預料到，那將會成為一個多麼具有開創性的時刻。七年之間，iPhone及其後代iPad已成為矽穀歷史上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它們改變了古板的手機行業。它們為一個全新的、擁有巨大商機的軟件行業搭建了平台——這就是流動應用，從2008年開始銷售至今，已經產生了超過100億美元的收入。同時，iPhone和iPad也撼動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個人電腦行業。如果你將iPad的銷售包括在台式機和筆記本電腦的銷售數據中的話， Apple 儼然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個人電腦製造商。去年， Apple 賣出了2億台iPhone和iPad，這是全球汽車銷量的兩倍以上。
影響不僅是對經濟的，也有對文化的。 Apple 的創新，引發了有關人機交互的全新思考。這不僅是我們簡單地用手指取代了鼠標。特別是智能手機，它們已經成為我們大腦的延伸，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處理信息的方式。想想以下發明各自產生的影響吧：書、報紙、電話、無線電、錄音機、照相機、攝像機、指南針、電視、錄影機、DVD、個人電腦，還有手機、電子遊戲以及iPod。智能手機將以上所有囊括於其中，而且它的體積如此之小，能夠裝進你的口袋裡。這種技術正在改變我們在學校學習的方式，醫生診療病人的方式，以及我們旅行和探索的方式。人們也有了全新的方式去獲取並體驗娛樂和媒體。
不過， Apple 如今已被包圍。2007年底，自從 Google 公司推出Android系統，以及自己的統領全球流動電話和其他流動設備市場的計劃以來， Google 不只是想要跟iPhone競爭，它已經成功地挑戰了iPhone。自從Android在2010年站穩腳跟以來，它的市場佔有率迅速上升，在全球的智能手機市場已經接近80%，而 Apple 的佔有率卻下滑到了20%以下。iPad也遭遇了同樣的趨勢：2010年時，iPad佔據將近90%的平板電腦市場份額；而現在超過60%的售出平板電腦安裝的是Android系統。
最讓 Apple 粉絲擔憂的是，他們不清楚這家公司的發展方向。2011年10月喬布斯去世時，人們最大的疑問不是蒂姆·庫克能否接替他，而是世界上是否有人能接替他。當喬布斯運營 Apple 的時候，公司就像是一台創新機器，每隔三到五年就會搗鼓出革命性的產品。喬布斯曾告訴他的傳記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他還有一項突破性的產品即將面世——它會掀起電視的革命。但是在庫克的領導下，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新產品面世，投資者明顯表現出缺乏信心。今年9月，當庫克向全世界展示最新款的智能手機，即iPhone 5c和iPhone 5s的時候， Apple 的股價下跌了10%。一年前，該公司的股票曾達到每股702美元，使 Apple 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但如今，其股價跟峰值相比已經下跌超過了25%。
把任何人與史蒂夫·喬布斯作對比都不公平。在庫克就任 Apple 首席執行官的兩年中，他不厭其煩地強調，史蒂夫自己明確告訴過他，不希望庫克按照他所認為的喬布斯想要的方式來運營 Apple ，而是應該按照庫克認為應該怎樣做的方式。這幾乎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你回頭來看iPhone是怎樣打造出來的，那很明顯，它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人所提出的不切實際的要求、以及他不同尋常的力量的產物。
當喬布斯決定在2007年1月推出iPhone的時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在孤注一擲。他不僅是在介紹一種全新的手機——一種 Apple 公司以前從來都沒有製造過的東西——而且他是用一個幾乎不正常工作的原型來這樣做的。雖然iPhone的上市還要再等六個月，但他要讓全世界在那一刻就想擁有之。實際情況是，仍需要解決的問題非常之多。生產線還沒有建起來。當時僅僅製造出一百來個iPhone，而且質量參差不齊。有的螢幕與塑料框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縫隙，有的螢幕上存在磨損痕跡。而且手機的操作系統軟件錯誤百出。
當時的iPhone能夠播放一小節音樂，一小段視頻，但不能可靠地播放整段歌曲或視頻而不出現程式崩潰。如果你先發一封電子郵件，之後再上網瀏覽，那麼它能正常工作；但如果你做事的次序倒過來的話，那它可能就沒法正常工作了。經過了幾個小時的反複試驗後，iPhone團隊終於找到了一條工程師稱之為“黃金路徑”的程式，也就是說，如果按照特定的次序和特定的方式來運行某些特定的任務，那麼這手機看起來好像在正常工作。
然而，即使喬布斯不偏離黃金路徑，為了讓iPhone能夠正常操作，仍需要做許多最後關頭的變通。在發佈日當天，運轉格里尼翁所負責的無線電信號的軟件仍會出錯。管理iPhone內存的軟件也有錯。而且沒人知道，喬布斯要求這些演示機所具有的額外電子設備，會不會讓問題變得更糟。
喬布斯要求，他在台上用的演示手機的螢幕能夠被影射到他背後的大螢幕上。如果想要在大螢幕上展示某種設備，絕大多數公司的做法是把鏡頭對著那個設備，但這對喬布斯來說不可接受。那樣的話，觀眾們就會看到喬布斯的手指出現在iPhone螢幕上，那將有損他演示的效果。所以他讓 Apple 工程師花費了數週時間，在他準備在台上用的幾個iPhone背後，配上另外的電路板和視頻線，然後把視頻線連接到投影儀上。這樣一來，比方說當喬布斯點擊iPhone上的日曆圖標時，他的手指不會在大螢幕上出現，而大螢幕上的圖像會響應他手指發出的指令。這種效果非常神奇。觀眾的感覺就好像他們自己手裡拿著一台iPhone似的。然而，鑑於iPhone存在其他主要問題，把一個展示效果搞得完美無缺，在當時似乎沒有什麼道理。
控制iPhone中的Wi-Fi無線電信號的軟件很不穩定，格里尼翁和他的團隊只好將手機天線延展，將他們與後台電線連起來，這樣的話無線信號的傳輸距離就縮短了。同時，他們還要確保台下觀眾不進入他們的信號頻率。“就算隱藏了基站的ID，”——也就是說當筆記本電腦搜索Wi-Fi信號時，演示用的基站名字不出現——“但觀眾可是五千名網蟲子啊，”格里尼翁說，“他們肯定會找到辦法侵入這個信號段。”他說，最後的解決辦法是修改AirPort軟件，讓它看來是在日本運行，而不是在美國運行。日本的Wi-Fi會採用一些美國所不允許的頻率。
在確保喬布斯從台上撥出的電話一定能夠打通這個問題上，他們所能做的要少得多。格里尼翁和團隊能做的就是確保信號強勁，除此之外他們只能祈禱。他們讓iPhone的無線運營商AT&T在現場設置了一台便攜的手機信號發射塔，所以他們知道信號的接收肯定很強。之後，在得到了喬布斯許可的情況下，他們用軟件將手機顯示的信號強度預設為最高的五格，不管信號的實際強度如何。當喬布斯在台上使用iPhone撥打電話的那幾分鐘裡面，無線電信號崩潰的機率不大，但是整個演示長達90分鐘，在這麼長時間中的某一刻無線電信號崩潰的概率很高。格里尼翁說，“如果真的像我們擔心的那樣，信號崩潰並重啟，我們不想讓在場觀眾看出來。所以我們把固定的數字寫入程式中，手機上永遠會顯示五格的信號強度。”
但是這些權宜之計都沒有解決iPhone最大的問題：它的內存常常不夠用，如果同時運行幾個應用軟件，就需要重新啟動手機。為了對付這個問題，喬布斯在台上準備了幾部演示用機。如果一部手機的內存不夠了，需要重啟時，他會換用另一部手機。但是考慮到喬布斯打算做的演示的數量，格里尼翁擔心，可能失敗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就算在想做的十幾個演示中都不出問題，但在高潮的終場演示時肯定會出問題，因為按喬布斯的計劃，屆時他要在同一部手機上同時展示iPhone的所有主要功能。
他要開始播放一段音樂，打一個電話，讓對方不掛機，之後再打另一個電話，找出一張照片，用電子郵件將它發給第二個接電話的人，再幫第一個接電話的人在互聯網上查找點東西，然後返回去繼續聽他的音樂。格里尼翁說，“對這個最終演示，我和同事們都很緊張，這些工程機只有128兆的內存，”——大概只相當於二十幾張高像素照片的容量——“而且所有這些應用都還沒有完全開發好，內存佔用量都很大，很臃腫。”
喬布斯很少讓自己陷入這樣的困境。他作為工頭的惡名廣為人知，他似乎總是知道可以對員工有多狠，讓他們把不可能的任務變為可能。但他總是有一個備用方案，一個應急計劃，如果完成第一個任務的時間來不及，他可以用第二個任務替代。
但是，iPhone是 Apple 那時做的唯一極酷的新玩意。iPhone的任務包羅萬項，以至於這次，公司完全沒有備用方案。格里尼翁說，“那時要在Apple TV和iPhone之間抉擇，如果喬布斯當時選擇只帶著Apple TV參加Macworld的話，全世界的人肯定會說，'靠，這是什麼玩意兒啊？ '”Apple TV是一個能把iTunes連接到電視機上的新產品。
想到自己職業生涯中最重大的時刻有可能毀於一旦，格里尼翁就感到胃痛。截至2007年，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可以說都貢獻給了 Apple ，或是其附屬公司。1993年，當他還是艾奧瓦大學的學生時，他就跟朋友傑里米·維爾德(Jeremy Wyld)一起改編了牛頓(Newton)機上的MessagePad軟件，使之能夠無線地接入互聯網。雖然牛頓沒能成為一個成功的產品，很多人還是將其稱為第一款主流的手持電腦，當時他們兩人對這個設備的破解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壯舉；這幫他倆獲得了在 Apple 工作的機會。維爾德去了牛頓組，而格里尼翁則進入 Apple 著名的研發實驗室——高級技術組，參加研發視頻會議技術。
.創世紀之喬布斯說「要有iPhone」 手機,手機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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