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康用工問題被曝光後，該公司正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現狀
導語：《紐約時報》印刷版刊文稱，在富士康用工問題被曝光後，該公司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現狀，提升員工待遇，加強人文關懷。雖然可以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但在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改革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甚至連工人自己都抗拒變革。因此，要全面落實改革計劃，還需要輔以更為深入的措施，甚至全球各地利益相關者的合力推動。
今夏的一天，蒲曉蘭(Pu Xiaolan，音譯)與往常一樣交接班，准備開始檢測iPad外殼的質量。但開工前，她卻收到了一把帶著白色條紋的米黃色椅子，靠背又高又堅固。
起初，蒲曉蘭以為有人搞錯了。但當上司從她身旁走過時，只是點頭示意，並沒有任何異議。於是，蒲曉蘭慢慢坐下，緩緩後仰。她的身體頓時放松了。
傳言是真的。
一年前被招到這家富士康工廠時，廠里只給蒲曉蘭發了一個綠色的塑料小板凳，由於沒有靠背，她腰痛難忍，夜不能寐。後來，廠里給她換了一把木椅，但靠背還是太小，根本撐不住整個背部。廠里共有16.4萬員工，蒲曉蘭想，管理者可能覺得舒適的環境會養成懶惰的作風。
但蒲曉蘭不知道的是，富士康高管與蘋果高管今年3月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這兩家公司都承諾將採取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身為中國最大私有雇主的富士康承諾，將大幅減少工人工作時間，同時大力提升工資。人力資源專家認為，倘若這些計劃能在明年全面落實，便會產生漣漪效應，波及整個電子行業，令成千上萬的工人受益。
其他改革措施則更加人性化。例如，在廠房內的樓梯較低的天花板上安裝泡沫，避免頭部受傷；在嗡嗡作響的機器中加裝關閉設施，防止誤傷。而蒲曉蘭也得到了她夢寐以求的椅子。這個秋天，她甚至聽說廠里給一些工人發了柔軟的坐墊。
這些變化還延伸到大洋彼岸的美國加州，那里是蘋果總部所在地。去年，這家行業巨擘的企業社會責任部門規模擴大為原來的三倍，並且重新評估了與制造商的合作方式。該公司甚至要求競爭對手協助其縮短中國工廠的超時加班問題，並且一改以往的態度，主動與勞工維權組織展開接觸。
惠普和英特爾高管表示，這些轉變讓很多電子企業相信改革勢在必行，必須調整與外國工廠和工人的合作模式。雖然這種做法通常會以犧牲利潤為代價，但分析師認為，零售價格不會受到太大影響。隨著蘋果和富士康成為《周六夜現場》的調侃對象和美國總統大選的辯論話題，硬件設備設計商和制造商都意識到，行業聲譽岌岌可危。
“輕而易舉就能實現全球化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明白，現在必須採取一些更為深入的措施。”一位蘋果高管說，但與很多接受採訪的人一樣，他也要求匿名。
即使採取了這些改革措施，很多“慢性病”依舊無法根除。根據採訪和維權組織的報告，違法加班仍然存在，員工安全依舊得不到保障。
但轉型已然在中華大地悄然展開。在電子企業高管、勞工維權人士和資深行業批評人士看來，這場轉型對全球制造業的意義，堪比iPhone給消費技術領域帶來的變革。
英特爾也在中國生產半導體元件，該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總監加里‧尼可克(Gary Niekerk)說：“大家現在都很重視此事。英特爾沒有人願意到因為虐待員工而登上報紙頭條的工廠上班。”
然而，轉變的持續性如何，很大程度上仍卻要取決於蘋果、富士康和海外工人今後的走向。對多座城市的70多名富士康工人的採訪表明，iPad和iPhone生產線員工正在發生變化。這些曾經默默無聞的“螺絲釘”，正在漸漸從周圍的變化中吸取經驗。
夏去秋來冬又至，蒲曉蘭開始報名參加富士康新開設的編織和繪畫課。雖然只有25歲，至今未婚，但蒲曉蘭卻感覺自己已經老了。但她決定將那把高靠背椅視作一個信號。從某種意義上講，農民工恰是中華民族最具冒險精神的群體。他們背井離鄉，不遠萬里，推動著全球制造引擎的運轉，改變了一個又一個行業。
蒲曉蘭向來很勇敢，今年的種種進步和廠內環境的改善讓她堅信，更美好的生活已經觸手可及。父母曾經對她說，只要男方是四川人，她可以自由戀愛，婚姻自主。於是，她找到了理想的對象。只不過，他不是四川人。
斜倚在嶄新的椅子上，蒲曉蘭決定不顧家人的反對，追求自己的幸福。此時此刻，這對戀人溫情對視。
“我今年有了一些變化，我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她說。
“這是恥辱！”郭台銘吼道。他所領導的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電子制造商，也是蘋果最重要的合作夥伴。而他本人卻一直被維權組織視為改善工作環境的最大障礙。
他的這聲怒吼發生在今年3月，彼時，他正在與深圳工廠的高級管理者開會。2011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將蘋果和富士康推入了輿論漩渦，引發外界對蘋果代工工廠工作環境的廣泛質疑。那篇發表於1月末的文章揭露了很多問題，包括超時加班、雇傭童工，以及一些可能致命的問題──例如，另外一家制造商會讓工人使用有毒化學品清潔iPhone屏幕，而蒲曉蘭所在的工廠也曾發生過一次爆炸，導致4人死亡。
1月，蘋果首次正式公布了該公司的部分供應商列表。另外，他們還反常地加入公平勞工協會(以下簡稱“FLA”)，開始與之合作審查中國合作夥伴的用工情況。富士康首當其衝。
彼時，郭台銘正在聽取調查結果。據知情人士透露，FLA的首席調查員當時對郭台銘和他的副手們說：富士康仍未停止非法加班，依然要求實習生上夜班，安全政策的落實情況也不夠充分，至少有43種行為違反了中國的相關法規。
“全世界都在盯著我們！”郭台銘吼道，“我們必須解決問題，就在這里！”
但調查員並未就此打住。他轉向了會議室中唯一一名蘋果高管──蘋果運營高級副總裁傑夫‧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這位調查員說，蘋果也需要改變。他表示，蘋果多年來一直在努力改善海外工廠的用工環境，這一點值得贊賞。不過，他們對待這類問題的態度就像是在解決技術難題。
“要找到長期解決方案，需要應對更複雜的問題，採取更人性化的措施。”FLA首席調查員奧雷特‧範希登(Auret van Heerden)對威廉姆斯說。他認為蘋果不應一味埋頭制定政策，還要更好地傾聽工人的心聲和維權組織的建議。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有些建議令威廉姆斯頗感意外。自2007年以來，蘋果已經建立了電子行業最全面的審查制度，調查了800多家工廠。威廉姆斯和蘋果的高管對此頗感自豪。
雖然威廉姆斯拒絕對此置評，但當他參加完3月的會議返回加州後，改變就此開始。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其中之一便是在過去一年間為蘋果社會責任部門招募了約30位專業人士，將該部門的規模擴充為原先的三倍，並將一些著名企業激進人士招至麾下。兩位備受尊敬的蘋果前高管──傑基‧海尼斯(Jacky Haynes)和鮑勃‧班布里奇(Bob Bainbridge)──也被返聘回來領導該部門，並最終向威廉姆斯和蘋果CEO蒂姆‧庫克(Tim Cook)匯報工作。
一名蘋果前高管說：“大家都認識鮑勃和傑基。傑夫和蒂姆釋放了一個信號，他們希望所有人都參與進來。”
另外，該公司還一改往日的抗拒態度，主動與行業維權組織展開接觸。4月末，蘋果首次允許馬軍對其展開一系列汙染審查。這位中國環保維權人士與數十家跨國組織有著密切合作，但蘋果此前一直拒絕與他們對話。9月，蘋果還加入了總部位於荷蘭的“可持續貿易行動計劃”(Sustainable Trade Initiative)。
“他們現在知道，如果不主動參與，無異於保持沉默。”馬軍說。
富士康同樣發生了變化。在與FLA會面後，富士康宣布到2013年7月，所有工人每周的工作時間都不會超過法律規定的49小時。在此之前，一些富士康每周的工作時間甚至會接近100小時。從來沒有任何一家大型制造商以如此公開的方式，承諾遵守中國有關工作時間的法律規定。富士康還承諾給工人加薪，防止因為工作時間縮短而導致薪水減少──分析師認為，這相當於給很多工人加薪50%。
作為中國最大的私有雇主，富士康的員工總數達到140萬。其他企業的高管認為，正是得益於這種龐大的規模，使得富士康成了整個行業的標杆。
“如果行業龍頭增加薪水、減少工時，就會迫使其他工廠陸續跟進，無論他們願意與否。”惠普高級副總裁托尼·普羅菲特(Tony Prophet)說，“一場風暴就此形成，這些公司現在都在緊盯形勢變化。他們需要改善用工環境才能保持競爭力。短短18個月，情況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富士康在聲明中承諾“為所有員工提供安全而健康的工作環境”。他們還透露，該公司過去3年間已經多次上調了工資。
保密與透明
儘管出台了眾多改革措施，但無論是蘋果內部還是外部團體的維權人士都認為，除非蘋果向製鞋行業的耐克和服裝行業的Patagonia那樣，肩負起行業領導者的角色，積極應對海外問題，否則電子行業的問題無法真正解決。
這種公開和透明的領導角色與蘋果長期秉承的保密文化相悖。在蘋果，員工經常連隔壁房間的同事在從事什麼項目都渾然不知。該公司的前高管認為，正是這種保密文化幫助蘋果走在了競爭對手的前面，但倘若將這種風格融入到整個企業文化之中，便會產生問題。
“這家偏執的矽穀公司一向拒絕合作，甚至對企業社會責任都很抗拒。這一點值得關注。”FLA的範希登說。他還補充道，他與蘋果、富士康和其他公司合作展開的調查將對外保密。
雖然蘋果是唯一一家加入FLA的電子企業，但在其他方面並未表現出太多開放的姿態。蘋果一直拒絕公佈其數百家供應商的調查報告。在去年發生了兩次爆炸事故後，蘋果也沒有披露調查結果，導致其他企業無法從中吸取教訓，避免類似的事故再次發生。通常情況下，蘋果也不會披露因為違反其供應商準則而與之解除合同的工廠名稱。
此外，據蘋果安全和企業責任部門的前員工透露，雖然該部門的規模在不斷壯大，但多數情況下，蘋果都禁止他們在會議、學術期刊或其他公開場合分享自己的發現，以免信息被其他企業獲取。
“蘋果擔心如果我們過於開放，就會破壞蘋果的獨特性。”一名蘋果前高管說，“但這是唯一改善現狀的方式。如果你不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其他人就無法吸取教訓。”
蘋果拒絕了採訪要求，該公司在聲明中稱，蘋果已經利用了自己的獨特領導地位，而且長期以來都很重視用工環境。“在我們的行業中，沒有一家企業的作為比我們大，範圍比我們廣，接觸的人比我們多。通過多年的努力和堅定的信念，我們已經制定了廠房、宿舍和安全標準，請教了全球最優秀的專家，還為工人們提供了開創性的教育項目。”
該聲明還寫道：“我們坦然面對挑戰，積極解決問題。我們相信透明的力量，並通過報告缺陷和披露違規情況證明了這一點。”
在5月的一次會議上，庫克稱，蘋果“將加強產品保密性”。
但他也補充道：“我們還要重視另外一件事情，成為全球最透明的企業，包括社會變革、供應商責任和環境影響等方面。之所以要在這些方面做到最透明，是因為我們認為透明對這些領域意義非凡。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其他企業也會效仿這種做法。”
上年，蘋果開始發布供應商加班情況的月度調查結果。10月，該公司主持了一次會議，邀請其他科技公司密談海外超時加班問題。雖然蘋果的年度供應商責任報告並不包含特定工廠的具體信息，但其詳細程度在電子行業內仍然首屈一指。
然而，蘋果並不想充當領導者的角色，而這種領導模式恰恰是推動其他行業的用工方式發生轉變的重要動力。例如，耐克就曾經召集勞動、人權、環境和商業領域的領袖共同商討如何提升海外工廠的用工環境。服裝零售商Gap也曾要求外部團體對其採購行為進行調查，並公佈了調查結果。Patagonia也與競爭對手分享了工廠審查結果，並呼籲建立集中化的行業信息分享機制
“蘋果必須達到這一標準。領軍企業就是這樣轉變整個行業的。”一位蘋果前高管說。
人性化措施
在蒲曉蘭所在的工廠裡，她獲得了新椅子，其他工人的生活質量也在逐漸改善。在他們南邊約200英里(約合322公里)的地方，類似的一幕也在上演。
這裡是重慶，這座工廠叫廣達，專為惠普代工電腦。
在廠內，數以千計的工人都穿著亮白色的製服，偶爾閃過的一抹粉色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張雪梅(Zhang Xuemei，音譯)就是其中之一。這個19歲的女孩兒帶著亮閃閃的耳環，她唯一的工作就是與同事聊天。
每天8小時的工作時間內，張雪梅負責蒐集工人對免費食宿的不滿。她悉心聆聽著大家的抱怨：有人離婚了，有人想家了，有人跟上司吵架了，這一切的不滿，她都照單全收。如果有人不舒服，她還會把他們送到公司的全職醫生或專業顧問那裡。
廣達的宿舍樓高10層，感覺像是大學校園，裡面有一個免費影院、一個電視間、一個大型武術館、兩個KTV酒吧、一個大型自助餐廳，還有一個有氧健身房，裡面播放著中文混音版的《江南Style》。
廣達或惠普都沒有聲稱自己解決了所有的勞工問題。他們所提供的種種福利設施也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中國工廠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便是工人的不斷流失。惠普希望通過改善住宿條件降低人員流動率和培訓成本。
“就算能隨時招到人，可如果工人每三個月就換一撥，那產品質量可想而知。”惠普高管普羅菲特說。
去年，一家工人維權組織批評廣達上海園區工作環境惡劣，包括超時加班和食物質量差等。在重慶，惠普同意從一開始就略微上調採購價格，以便廣達能夠為員工提供更好的生活質量。惠普高管表示，為了讓工人的工作環境更加人道，所有企業都必須承受這種代價。
工人同樣要付出代價。廣達的工資比富士康略低。另外，廣達還非常看重工作時間，所以更容易禁止超時加班，但工人們卻堅持要求加班。
21歲的張江(Zhang Jiang，音譯)身材苗條，他曾經在上海的另外一家公司組裝過筆記本電腦。他每週都往家裡寄一筆錢，供弟弟上學。在他看來，加班是福氣。
但上年夏天，他受夠了要坐25小時火車才能見到家人的痛苦，從上海來到重慶，來到廣達。他享受到更好的設施和宿舍。他還經常探望父母，但寄給家裡的錢卻少了三分之一，他甚至想讓弟弟輟學出來打工，以貼補家用。現在，他不再整晚加班，而是每天都要打好幾個小時的網絡遊戲。
“我真想每週都能工作80小時。”他說。
艱難的變革
惠普同樣委託富士康生產部分產品，幾乎所有的大型電子公司也都與富士康有著合作關係。比起其他中國企業，富士康的最大優勢在於對質量的癡迷。在中國成長為製造業巨人的過程中，它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富士康的嚴明紀律體現在方方面面，甚至連下屬對上司的致敬方式都有嚴格規定。
蘋果前高管表示，嚴格的紀律正是iPhone如此完美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這種嚴格的紀律使得蒲曉蘭所享受到的改革利益未能迅速鋪開。儘管富士康已經要求管理人員以更溫和的方式對待員工，但工人們表示，工長仍會辱罵和恐嚇他們。
“經理們說話的方式感覺像是在威脅我們。”牟克章(Mou Kezhang，音譯)說，他在富士康成都工廠負責iPad質檢。
富士康在聲明中說，該公司“一直保持著最快的改革速度”。他們的政策是“尊重員工，倘若發現任何違規，我們會立刻展開調查，並解決問題。”
過去兩年間，惠普將更多的訂單轉移到廣達。惠普高管表示，富士康並沒有刻意奪回這些訂單。西方電子企業通常會要求廠方改善工人生活質量，但這卻會蠶食供應商的利潤。即使是在蘋果內部，爭論也一直存在。蘋果的一些高官認為，改善工人生活質量的成本應當由供應商承擔。但供應商卻表示，如果蘋果不支付更多費用，根本無法落實這些措施。
甚至連一些工人自己都抗拒改革。今年3月，當富士康宣布將把工作時長限制在法定許可範圍內時，工人們怨聲四起。“我肯定希望每週能工作60小時以上，但這現在已經是上限了。”馬長橋(Ma Changqiao，音譯)說，23歲的他在富士康重慶工廠工作。
改革並非易事，很多公司的高管都認同這種看法。要在中國這樣的大國改善用工環境，恐怕需要花費數十年的時間，而用工亂像也已經成為一個與時俱進的問題，不存在放之四海皆準的答案。
今年9月，就在富士康同意應FLA的要求修改新的實習規定的6個月後，兩家勞工維權組織發現，一些非製造類專業的學生被強迫在中東部的一家富士康工廠內工作。一名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表示，校方不允許她退出實習，而且必須上夜班。事後，郭台銘公開道歉，並開除了相關責任人。
今天，富士康的實習項目仍在繼續。在該公司的高管看來，這是對富士康的一次考驗。他們曾經承諾要讓數以千計的學生受益，儘管前進過程中難免遭遇困難和阻力。改變公司文化並非一朝一夕之事，但蘋果和富士康的高管都希望，也相信，必要的改革正在逐步落到實處。(鼎宏)
.[手機]紐約時報：富士康推動中國用工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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